知县接过康七的刀，说：“康七，李同奎头上的油，怎么会粘到你身上去了？”

康七浑身瞅了瞅，说：“在哪儿？没有啊？”

知县说：“在右胳膊的袖肘子上。”

康七就抬起胳膊，勾着头瞅袖肘。一瞅，就立马口吃起来了：“这……这……”

知县知道康七是个街痞无赖，怕他反抗，所以用计先把他的刀给下了。他喝了一声：“把通奸杀人犯康七给我拿下！”

捕快衙役们都愣了。可康七心里明白。他一见昨晚割了头的李同奎还活着，腿就软了，直到知县把李同奎抓起来打入死囚牢，他才安定下来。可是现在……唉！夜里杀人时，这李同奎肯定醒着，被他看见了。他身上立即筛起糠来，筛成糠七了。

康七就被关进了死囚牢里。

李同奎当堂释放。

李同奎感激花狗4次救命之恩，埋殡了鲁莲之后，专程赶到河北曲周，将狗骨挖出，千里迢迢背回家来，葬在怪屯东北角的狼洞沟沿儿上。又倾尽10年生意所得，在狗坟的前面建一座庙，取名叫义犬祠。祠中请江西景德镇专门烧制动物瓷器的师傅塑了一个巨大的狗像，白毛如雪，身上开几朵黑色的梅花；狼耳，虎目，蹲踞如二郎神犬。李同奎几乎天天一炉香，供奉如神灵。

义犬祠建得宏伟，是一座真正的庙，不像哎哦庙那么袖珍，磕个头需趴在庙门外。但除了李同奎去烧香上供以外，别的没人去。狗毕竟是畜生，是吃屎的东西。把狗当神敬，把神亵渎了，把人也亵渎了。所以，怪屯的人给祖师爷烧香，给地根烧香，给哎哦庙烧香，但都不去义犬祠烧香。所以，李同奎一死，义犬祠的香火也就断了。祠上的砖瓦木料，门窗雕饰，今儿这家偷一件，明儿那家偷一件，百年下来，偌大一座祠，竟不见鸿爪雪泥，仿佛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义犬祠。留下的，仅剩一个狗的传说，不为敬祀，只为无聊人消遣无聊。

而年轻人，连这传说也不知道了。他们无聊时，有电视，有互联网，有迪厅，有酒吧，甚至高尔夫，滑雪场……

附记

写罢《义犬祠》，忽听朋友说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叫《义犬》。笔者虽然孤陋寡闻，学识浅薄，然一向以抄袭为做贼，视雷同为行骗，捉笔铺纸时，常一本正经，道貌岸然。所以，朋友一说，竟面红耳赤，细汗密鬓，怕人疑我做贼，也怕一失足真的成了贼人。于是赶紧翻《聊斋》。说来笔者的脸不禁就又一次红了，原来笔者书架上竟无此圣书名著。就赶紧到书店里去买。买回一看，心方释然。原来《义犬》只是一篇267个字的短文，虽然叙述的也是一只狗为主护金而死的故事，但属于本源记事，蒲翁并没有像其他如《画皮》《聂小青》《胭脂》《崂山道士》等名篇那样，融入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感悟，淋漓酣畅地进行艺术的发挥与延伸。他仅是记录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民间传说而已。

现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潞安某甲，父陷狱将死，搜刮囊蓄，得百金，将诣郡关说。跨骡出，则所养黑犬从之。呵逐使退。既走，则又从之，鞭逐不返，从行数十里。某下骑，趋路侧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则犬欻然复来，啮骡尾。某怒鞭之，犬鸡鸣不已。忽跃在前，愤龁骡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为不祥，益怒，回骑驰逐之。视犬已远，乃返辔疾驰，抵郡已暮。及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者失。辗转终夜，顿念犬吠有因。候关出城，细审来途。又自南北冲衢，行人如蚁，遗金宁有存理。逡巡至下骑所，见犬毙草间，毛汗湿如洗。提耳起视，则封金俨然。感其义，买棺葬之，人以为义犬冢云。

民间传说是文学之母，文学之根，文学之芽。但它必须开花，不开花就只能是根，是芽，虽然也悦目，但不会有令人魂荡魄动的艳丽。

第十一章 阴兵

李干银和李干贵是堂兄弟，二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生下来时，干银左手长一个金钱痣，干贵右手长一个金钱痣，你说奇不奇！叫算命先生算了算，说两个人是财神爷的两个童子转世。贵人不是？于是，不满月就有许多人来提娃娃亲。两个人的母亲不知如何亲他们才好，竟玩起恶作剧来。两个人经常互换着喂孩子，乃至两个孩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还弄不清究竟哪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每当干银和干贵望着两个女人懵懂、或者喊错人的时候，两家的人都开怀大笑，笑得两个孩子一头拱进母亲的怀里——有时候拱对了，有时候就拱错了。

两个孩子从小到大，比亲兄弟还亲，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们是一母孪生。

两个人的性格却大不一样。干银内向，少年老成，干贵外向，天真活泼；干银坚强，打死不哭，干贵懦弱，摸一下，就羊羔样，眼一闭，咩——，流一串眼泪。干贵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胆儿小。他十五六了，还不敢放炮，一见别人放鞭炮，捂着耳朵就跑。有一次干银冷不防在他屁股后点了一个二踢脚，随着炮响，干贵就仰面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他还特别害怕红颜色，一见红颜色，他就赶紧捂着双眼；如果是看见鲜血，他就立马瘫软在地，脸色苍白，四肢抽搐，呼吸困难。有人说这叫血晕，也有人说叫恐红症，或者叫色过敏。

干银干贵同年同月同日生已属奇迹。到了18岁的时候，他们又同时被同一根绳子捆到了水北县城师管会。民国时候的师管会，就好像现在的武装部，管征集兵役，管筹办粮秣。当然，到了国民党快不行的时候，就征不来兵了，师管会的人只好带上绳子到乡里去抓，叫抓壮丁。

这是1947年7月间的事。师管会先抓住干银，然后到处找干贵。干贵的妈周三娥正在磨房里套磨，坐在面箱子头起的高凳子上，两只小脚蹬着“脚打罗”，咣当咣当咣当……师管会的人来到磨房问她，你娃儿上哪儿去啦？她说：“上山砍柴去了。”“天都晌午了还不回来？”“带3天干粮哩。”师管会的人看她一边回答，脚打罗却蹬得格外的响、格外的利落，而且节奏很凌乱，就起了疑心，伸头朝面箱子里望了望。这一望就望见了干贵，他弓着背趴在面箱子里，罗下的面撒了他一身，可惜太薄，盖不住他。

师管会就把干贵给捆了。周三娥扑上扑下地哭，说：“你们不能抓我的娃呀！我娃胆小哇！枪一响就把他吓死了哇……”

师管会的人一脚就把她踢了个坐墩子。

那时李病吾已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医生了，跟师管会的人和保长都认识，出来说情道：“你们抓他算闲抓！这娃儿是血晕症，见血就晕过去了，咋扛枪打仗哩？放了他吧。”师管会的人说：“李六先儿，你少管闲事。管他能打仗不能打仗，我们只管凑个数。”他们翻眼看了看站在一边看热闹的李二槐，接着说：“城南几个保，年轻人都抓完了，六十多岁的人都抓去顶数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