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夫人说:“你应该走了。”
崔罗什问为什么。
贵夫人说:“天快亮了。”
崔罗什说:“那又如何?”
贵夫人笑而不语,过了一会儿,说:“你还是走吧。”
崔罗什无奈,只好起身告别:“不知何时还能与夫人相会?”
贵夫人想了想,说:“十年后,我们定会重逢。”
崔罗什取下身上的玳瑁簪,赠给夫人,后者摘下手指上的玉环,回送给罗什。
出了大门,崔罗什上马,走出一段路后,突然想起些什么,但他不敢回头。他知道,如果不出意外,回头便会看到一座大坟。
崔罗什心神不宁,走了一段,就在附近的镇子住下。随后,他请僧人在那大坟前做道场,以安鬼魂。
时光流逝,到了北齐后主天统(公元565年~569年)末年,在郡上做公曹的崔罗什奉命修建河堤,正好修到当初那座大坟前。想起往事,感慨不已,便跟朋友奚叔布说了当年的遭遇。说着说着,他忽然泪流:“到现在,正好是十年了。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一年,有一天,崔罗什闲居在家,看到后园的杏子熟了,就随手摘下一个,一边吞吃一边喃喃道。但吃的时候,不小心被杏噎住气管,呼吸不得,仆人急忙抢救,但终于没救过来。
崔罗什在郡里做了多年功曹,颇有政绩,他吃杏被噎死,州里的人们无不叹息。
这个故事中,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崔罗什在与贵夫人的交谈中显露出的渊博的学识。主人公有这样的素养并不奇怪,因为他来自当时顶级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
从东汉后期到唐朝末年,是中国的世家大族时代,或者称之为门阀士族时代(日本和西方称为中古贵族时代)。到唐朝时,在一种感觉上,随着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和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的废除,以及科举选官制度的诞生,魏晋以来的世家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就历史事实看,中国的世家时代有两个阶段最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就是唐朝。
东汉后期,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依靠经学崛起,拉开了七百年世家政治时代的大幕。
三国时,曹操主要依靠颍川荀氏击败汝南袁氏。在世家政治正式确立的西晋,河东裴氏和琅琊王氏为双星。
至东晋南朝,则是我们熟悉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
北朝则首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唐承北朝而来,以“崔、卢、李、郑”为四大世家。崔、李各有两家,加上相对有些没落的王氏,又称“五姓七家”:即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四姓”或者说“五姓七家”拥有东汉以来绵延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显贵传统,在唐时为整个社会所推崇。这表现在各个方面。于志怪上,就是:唐朝作者给故事的主人公取姓名时,不是姓崔、卢、李、郑,就是姓萧、裴、韦、薛、柳、杜(次一等的世家)。
盛唐时,皇家和朝廷对“四姓”进行过打击。但丝毫不见效果。满朝大臣如房玄龄、魏徵等仍费尽心思向这四姓求婚。太宗李世民对“四姓”的高傲和社会上对他们的推崇大惑不解,直接点名“崔、卢、李、郑”,发出迷茫的质问:“我实在不明白‘四姓’为什么如此自矜,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看重他们?!”在此之前,他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
为保持门当户对和血统的纯洁,“四姓”通常不会搭理外人,而只在他们内部进行着通婚。到唐高宗时,皇帝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禁止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这七姓中的主要家族自为婚姻。但结果依旧不如意,反倒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分量,“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晚唐文宗时(公元826年~840年),皇帝向宰相荥阳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清河崔某。为此文宗很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门阀)。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大唐皇室面对“崔、卢、李、郑”,感到的是没有办法的自卑。因为在压制“四姓”的同时,皇室又称自己祖上出自陇西李氏。这种矛盾和混乱说明了他们进退失据。
皇室如此渺小,那些世家大族又何以那么高傲?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上世代为官。但别忘了,盛唐时代,朝廷对“四姓”是压制的,他们真正能做到高官的没几个。这跟魏晋南北朝时的情况大为不同。为什么在没有高官的情况下他们还那么骄傲?上面的故事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文化学识的世代沉淀积累和连绵不断的传递。而这,也是“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尊贵的本质所在。在东汉后期,他们就是凭着这个崛起的。
所以,世家之贵,贵在文化学识和由此形成的传统,以及拥有这种传统的人在自己身上折射出的从容、优雅、高迈的气质风采。以崔罗什所在的清河崔氏为例,就以家风俭朴孝悌、学识深厚广博著称,所以在面对贵夫人时能从容应答。
“安史之乱”后,随着政治中枢的重建和科举考试的日益重要,“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再次在政治领域辉煌起来。他们深厚的家学传统在科考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以范阳卢氏为例,在中晚唐时代,共有一百多人考中进士。要知道,唐朝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而且录取人数极少,每年二三十人。范阳卢氏成绩如此优异,自然得益于自东汉以来连绵不断的家学传统。再以本故事主人公所在的清河崔氏为例,唐时共十二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后就占到十人之多,他们基本上都是依靠学识考中进士而走入仕途的。
当时,“崔、卢、李、郑”中,又以陇西姑臧大房李氏、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荥阳昭国郑氏最高贵。以上四家,即使为布衣,仍傲视公卿:“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排除里面的清高外,道出的是他们精神上的富有。如果没有强大的家族文化传统,这种富有又如何能支撑得起来?
画中人
唐德宗贞元末年,开州有将军叫冉从长,轻财好客,州内文士多依附于他。时有画家名宁采,为其绘《竹林会》,甚为工整,悬于厅堂。
一日,冉宅有客郭萱、柳成二秀才,当时在座的还有宋存寿处士。闲谈之际,柳成突然对宁采说:“你这幅作品,所绘竹林七贤,长于气势,而失之于意趣。现在,我想表演个节目,不用五色笔墨,而修改此画,使之精彩绝伦!大家以为如何?”
冉从长笑道:“莫说梦话!不用笔墨,怎么修改?”
柳成也大笑:“我可以进到画面里……”
郭萱狂笑。
柳成说:“若不信,可打赌。”
郭柳二人遂赌五千钱,冉从长为裁判,宋存寿为观众。随后柳成腾身而去,没了踪迹,众人惊骇,急忙来到《竹林会》前,于画面上一阵摸索。
过了一会儿,众人忽听到柳成说话:“郭萱!”其声若出自画中。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诸位看到柳成自画上坠下,指着阮籍像说:“已完工。”
众人望去,感觉阮籍之像真的与以前有了区别,其嘴呈欲笑状。后来把画的原作者宁采叫来,叫他辨认,他摇头道:“这阮籍似乎不是我画的。”
冉从长与郭萱一起拜那柳成,后者自然没要那五千钱,而是告辞走人了。
这则故事影响了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画壁》:“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处分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见客入,肃衣出讶,导与随喜。殿中塑志公像。两壁图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
按段成式的说法,其友宋存寿处士曾在现场,目击了这一事件: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宁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眄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艺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当入被画中治之。”郭抚掌曰:“君欲绐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来?”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只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吻若方笑。宁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者,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释时,目击其事。
如果说在上面的故事里有人纵身跳入画中,那么下面的故事里则有人牵着马从画中走了出来:建中初,有人牵马访马医,称马患脚,以二十环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常见,笑曰:“君马大似韩幹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幹,干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干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是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
唐德宗建中(公元780年~783年)初年,长安有人牵马寻访马医,以二十枚铜钱求为马治脚病。
马医观其马的毛色、骨相,甚为惊奇:“此马实在奇怪,极像韩幹所画,而真马中没有这样的!”
于是,他建议马主牵马绕长安东、西两市走一圈,自己跟在后面。
马主按照他说的做了,忽逢一人,亦大惊:“此马怎么一如我所绘制?”
此人正是唐朝画马高手韩幹。
韩幹细观那马,见其前蹄损伤,心中怪异,回家后展卷观看自己所画之马,见其中一匹脚上有一黑缺,以此确定那正是自己所画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