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副市长的光环再加上近五十年的人生阅历，只要他稍微假以辞色，想让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女孩子死心塌地的爱上他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更何况，付英男本身就很单纯。

“可是，我觉得，即便是林子恒这样的人，他也不是天生就想犯罪。

“当时，为了求证林子恒和整个案件的关系，我曾经了解了一下他的经历，他这个人还是有些工作能力的，一步一步从一个普通干警走上了副市长的位置，并不仅仅靠的是投机钻营。

“案发后，纪检和检察机关对他的个人经济情况做了一个调查，在这方面，基本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当然你也不能说他就毫无问题，这只是相对于那些贪得无厌的而不择手段的贪污受贿的关于而言。

“相对于那些愚蠢的，只知道往手里捞钱的官员来说，他还算有些头脑。

“虽然逢年过节，大事小情他也难免收个红包，尽管这些年红包变得越来越厚，从几千发展到了几万，可是，这些很难界定为是受贿，当然，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也曾指示付英男给他能说得上话的人送过钱，这些另当别论。

“深挖一下他的犯罪根源，最主要的是他对前妻心怀愧疚，他希望用这笔钱，补偿他的前妻。

“说实话，我认为当前刑法对贪污受贿的数额的规定和量刑标准严重过时了，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实际。

“贪污受贿两千元就可以入刑，十万元以上即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恐怕真的没有多少官员经得起调查。

“可是，从目前官场常态来看，如果真的做到一尘不染又很难立足，这样就让一些官员心存恐惧，总是感觉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是有人戏言，说我国的官员是一种高风险职业么，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用这个尺度衡量，很多官员是经不住调查的。

“也许，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控制问题官员可能更容易，也许从政治角度出发，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长此下去，问题会非常严重，第一，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不可侵害性，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真的把收几千块钱纳入执法标准，恐怕手中稍微有点权力的人，很大一部分都难以做到不受追究。

“第二，基于上一点，很多官员处于忐忑之中，林子恒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种。

“他被判刑以后，我和他见过一面，有过一番深谈，他弄这么多钱的目的，除了要给前妻一个补偿之外，也是怕有一天自己出事，给自己在国外留一条后路。

“这么做的不仅仅是他林子恒一个人，也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这些年出现的裸/官现象大多因此而产生。

“这么多年下来，就算是红包收入，他也有几十万，上百万，说实话，对于一个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来说，我觉得这个数字不是很高，甚至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如果万一有一天他在哪方面出了问题，把这些牵连出来，单就这个数字，判他个十几年徒刑一点问题都没有。”

说到这，阎涛又端起水杯喝了口水，叹了口气说：“所以说，每个人，每一起犯罪，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因素。

“于绵，听说你对犯罪心理学有一定的研究，你对我刚才的说法有什么意见？”

于绵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说：“你说的对，我在国外是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可是，我所掌握的都是一些空泛的理论，远没有您通过亲身实践所理解的这么透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