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外的农忙景象，陆承启看得津津有味。不管在哪个朝代，农村的变化都是最小的。眼前农民忙着烧荒，准备种上冬小麦的景象，和后世也差不了哪里去。这些农民，知天时，懂时令，靠着经验的积累，渐渐懂得如何一年两收。他们也明白，如果种植冬小麦，肯定会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

这些农民，占了大顺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虽然勤恳，但奈何知识缺乏，慢慢地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最终被地主官绅给兼并了去。而这些农民，最终也沦为了佃户。在这方面，这些地主也不是毫无人性，兼并了土地之后，也还能给农民一条活路。只是到了灾荒年间，地主们催租而引发的农民起义，也绝不会少了。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在有心人的挑拨下，没有见识的农民就被裹挟起来，成了“民变”。这些人往往会用宗教色彩包装自己，通过愚弄愚夫愚妇，达到唆使饥民，组织饥民的目的。

而讽刺的是，即便是这些农民为了生存一搏，却换不来什么好处，反而是自己的性命丢在了战乱之中。而与教科书上说的农民起义有重大积极意义所不同的是，“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运动，使得掌控皇朝的统治阶级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农民起义运动的积极进步性，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然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就没有不流血牺牲的。农民起义运动中的死伤的民众让人瞠目结舌，动辄成千上万，可谓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其实，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做安顺良民，忠于自己生活的朝廷，而且农耕时代农民对物质的要求比较低，较能安于现状，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和老婆孩子一起过着平淡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他们是懒得起来造反的。除非是天灾人祸，社会大乱，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使自己生活不下去时，才会被迫铤而走险，起来造反。然而充满激情的农民起义在革命冲动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的农民起义者可能仅为了能填饱肚子，而盲目地跟从一些起义领袖参与斗争。他们很容易被一些欲施展报复而不得志的封建中下级地主阶级的蛊惑、利用，甚至成为个别人性扭曲，嗜杀贪财的小人为打击报复，破坏社会的工具。而许多农民起义者却不能明白，反倒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他人掌控之物，何其痛苦？何其悲哀？

在农耕时代，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经过战争的破坏，不要说农时的耽搁，田园的荒芜，即便是战争平息之后，青壮年男丁伤亡无数，这使得农业生产缺乏足够的劳动力，造成“十室而九空”，妇女、老人不得不从事繁重的农务活动。

如果想要跳出这个怪圈，必须要摆脱仅靠土地出产这个落后的生产模式。因为靠天吃饭的风险太大，一旦有了灾荒，就会让历史重演。建立粮食储备是很必要，同时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也是可行的办法。如果鼓励农户养殖家禽家畜，则更能抵御天灾。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可以上升到国家安全角度的，半点都疏忽不得。

而大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江南的土地都没有经过深度开垦，很多地方都还是荒无人烟的。没办法，在这个时空，经济还是集中在中原地区，江南那是“南蛮之地”，经济落后。

正当陆承启静静思索着施政方法的时候，坐在陆承启身旁的唐勋轻轻推了陆承启一把，说道：“陛下，军器监到了。”

陆承启这才回过神来，马车不知何时已经在月台上停住。马车停稳之后，车夫大声吆喝道：“军器监站到了，要下车的下车了！”

笑了笑，陆承启也站起来，转头问唐勋道：“从出发到现在过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