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二年的年底，朝廷国库收入已经多达八千多万两了。

和以往相比，主要税收增长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张溥为代表的核实官绅优免和催缴赋税的差事，已经扩展到全国范围，清理出来的田赋和欠赋以及劳役折算出来的税收，比开始之前整整增加了十倍有余。由此可见，这些官绅趴在朝廷身上吸血之多。

俗话说，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这一点，只要成年人，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当初张溥等人奉旨办这个差事的时候，都不惜自残想要推掉这个差事。由此可知这核实官绅优免和催缴赋税的困难。

哪怕张溥原本是复社领袖，是那些官绅的代表，可一旦他做了这个差事，立刻就被那些官绅打压，甚至到了后来，更有不惜肉体消灭的举动，要污蔑张溥激起民变，就算当时不打死也肯定会罢官去职。

类似的事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向崇祯皇帝提议拆撤驿站减轻朝廷财政压力的刘懋。

当时他上奏说：“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而且当时刘懋的策略并不是把所有的驿站都拆撤，且严格驿站的使用，砍断伸向驿站的手，结果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刘懋这么一做，原本官绅甚至其家属出门，都在驿站免费吃住行，没有了；原本那些地方里正之类借助驿站差事奴役各地百姓，捞取好处没有了；还有地方官府常借驿站之名漂没捞好处没有了；诸如此类，不知道多少寄生虫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唯独朝廷和普通百姓能得好处。

于是，官吏群起而攻之，当时的崇祯皇帝又不是来自后世，也没有窃听系统之类的金手指，导致刘懋落了个凄凉下场。甚至在他死后，还要背负一个名声，就说明亡，亡于他的拆撤驿站。

张溥这个核实官绅优免和催缴赋税，可以说比刘懋所做之事还要损害整个官场的利益，他就是再有能耐，在众多官僚三人成虎之下，很可能会落得比刘懋还要凄凉的下场。

然而，崇祯皇帝已不是原来的崇祯皇帝，不但来自后世，还有窃听系统在，以强硬手段应对官绅的反扑，不但判下有江南文坛领袖之称的钱谦益为谋逆而满门抄斩，另外还降职问罪一百多个地方主官，以此支持并推动张溥能继续执行他的差事。

也亏了崇祯皇帝百战百胜，开疆拓土，威望一日高过一日，给了张溥他们以最大的支持，从而在全国完成了核查官绅优免和催缴赋税之策。

花了这么大力气推行下去，得到的回报自然也是非常高的。不但朝廷对于全国的田产什么的，做到了准确无误，且该收的田赋劳役所得银子，再也没有拖欠，一下就给了朝廷财政以极大的支持。

第二个朝廷国库收入的大头，就是打仗了。

这几年来的战事，大部分都是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开疆拓土的成功。缴获之类的都不说了，在开疆拓土成功之后极大的商贸需求，就不知道让朝廷收了多少商税。贡献商税最多的线路是江南到南洋以及安南和洞吾这些。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时间，随着辽东、河套平原的人口充实，也会带动北方的商贸。

当然，大明如今国泰民安，再无流贼之乱，也是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省之间的商贸。

此时，崇祯皇帝核实了国库收入之后，便召集内阁和六部，商议加大各地交通投入，不再局限于地方在农闲时用劳役方式来凑足施工人手。而是给予报酬，每日酬劳的方式来吸引人手。另外，还要给予最先完成规划道路建设的民工、地方官吏以奖励。民工的奖励方式，当然是钱了；而地方官吏则体现在考核上面。

对此，薛国观等人能理解皇上急于把掌控天下的交通早日修好的急切，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钱给百姓。

“朕的目标，是要把钱花光，而不是留在国库生锈！”崇祯皇帝给他们耐心地解释道，“钱只有流通起来，那才是钱。朕花出了钱，百姓积极，道路修筑就快；而百姓有钱，就有底气去购买想要的东西，如此一来，又能刺激各地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朝廷就又能收到更多的赋税。唯有如此，才能有良性的循环，朝廷源源不断地来钱，而百姓也能源源不断地有钱。”

听到这话，不少文官都是似懂非懂，最终由薛国观问道：“陛下，天下财富皆有定数，何能源源不断地来钱？朝廷有钱，则百姓钱少也！”

言外之意，就是朝廷的钱都是收赋税收上来的，朝廷钱多了，百姓不就是钱少了么？

这种观点，司马光用来讥讽王安石效仿桑弘羊说汉武帝。哪怕到了明朝时期，这种观点在士大夫中也很流行。

如今大明国库的富有，不就是张溥之流从百姓（其实是指官绅）身上抠过来，从商贾身上收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