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也是商人，经营着这一国，为国中人人谋福。你们政事堂就是大掌柜，难道还要朕来替你们算账？”

黄埔政事堂，在例行的听政会上，文部尚书屈承朔提到了朝鲜问题，顿时引得尚书和门下两省的官员纷纷附议，意思就一个，大英不能再坐视朝鲜局势，让年羹尧吞为私地。

这些官员都是圣贤、三贤、仁儒等派读书人，现在已并称为“英儒派”，以“英华新儒”自居，还在努力维系着儒家在朝堂国政上的存在。他们看朝鲜问题，首先是从华夏藩属国的角度来看，就觉朝鲜是大明忠贞藩属，英华怎么也得将这层关系继承下来，否则英华的华夏正朔地位就不够圆满。这是面子问题，面子就是政治。

尽管目前一国的焦点在江南、西域和安南，可年羹尧遮断山东海域，获得朝鲜事务大臣的消息已在国中传开，趁此机会，英儒派也想借朝鲜事务，提升他们在国政中的发言权。

政事堂受此风向影响，推着首辅汤右曾出面向皇帝提出动议：出兵朝鲜，汤右曾自己就是个“英儒派”。

李肆说：“政事堂能说服西院把工商税提高两成，或者说服两院开征遗产税，这事就能办。”

汤右曾和一帮朝臣顿时泄气，工商公司税提高两成？别说提高，现在西院成天嚷着降低公司税呢。而遗产税……那可是个百年话题，汤右曾都视之为自己在任首辅期间的终极目标。

去年英华趁着南北大战，推行了土地分家契税。此法被国中各派人士视为“均贫富”之路的起步之政，墨儒乃至一些道党人士希望能再进一步，搞成财产继承税。

跟官府收取佣金以作公证的过契法理不同，遗产税是要直接下刀子割肉，抑大富，济孤苦。基于这样的法理，税率就不是契税的三厘五厘，而是至少一成以上的重税。

土地分家收契税容易，眼下英华正轰轰烈烈推动分田到户乃至到人，大地主们在新起的工商阶层前居于弱势，只能任由宰割。可遗产税波及到银钱、股票、房屋等所有动产和不动产，这就是动既得利益阶层的奶酪了，即便是皇燕京觉时机太早，相关技术和观念不成熟，没必要先去碰。靠他汤右曾一人？怕不第二天满天下报纸都是他的桩桩劣迹，连他吃新会女儿香的故事都能编排出来。

“江南现在还是个无底窟窿，每年平均要亏二三百万，安南之事，必须备妥三年预算，每年上百万才能把首尾抹平。西域进军已难回头，每年也是三四百万的开销，加上相关政务，就是五六百万……”

李肆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的大头，每说一项，朝臣们就叹一口气。

“今年赤字五百万还是保守估计，朕心中底线已经落到了一千万，正在头痛该怎么补呢。你们要闹着打也行，官员的禄爵散阶新制呈请还在朕的案头上，朕可以驳了，省下三四百万，来打这一仗，也还勉强够用。”

李肆开始抬杠，汤右曾苦笑道：“臣等是意气用事，思虑不周，陛下也勿以牙还牙嘛。”

从天王府时代开始，李肆就承诺英华不搞明清官俸制，而要走宋时厚薪路线。称帝一次，圣道五年一次，对官员薪俸作了大调整，此时的新制，再加上了若干要素，让英华官俸制度终于完备成熟。

新的官俸制将官员待遇定为品禄、职俸、散阶贴补和爵金，品禄相当于宋时的本官，将原本的正从九品十八级制分为正中从九品二十七级制，而职俸就等同宋时的差遣，散阶顾名思义，也是宋时的玩意。爵金是退休金，另一套体系。

英华官俸新制，套了一层宋制的皮，内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宋代本官和差遣各有标准，任官者是选其高者给俸，而英华官俸则是两者都有。

品禄由中央财政拨发，但凡有官品的，都是宋时所谓的“京官”。而职俸则不一样，法院、计司和中央各部省的职俸都归中央财政负责。地方官员的职俸，大到一省巡抚，小到乡里的驿正，都由地方负责。

散阶贴补则是另一套等级，目前有四十二阶之多，是按照资历、举人和进士之分升迁，用来平衡高低收入，特别是安抚那些老资历的官员，让他们能跟年轻新晋就跃升到中高级官员的小辈有所区分，这部分银钱不多，但特别待遇不少。

以英华乡间驿正来算，大驿是正九品，正九品官禄为每月三两银子，职俸则由各地方定，例如湖南的一般县份，乡驿驿正为每月四两。这位驿正若是军官退伍，或是资历足够，则还享有低级散阶贴补，大概在一到二两之间，加上驿正职务所享的车马饭食衣物等补贴，这位正九品驿正每月能得十来两银子。

所有官员的住房、子女就学，住院医疗，都是国家提供保障，当然，也只是满足需求。自己另有所求，就得掏钱了。退休后，便是最低一级爵位，每月也能得一到二两的养老金。这个数目，在眼下的英华，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平均收入。

总结而言，英华官员的薪俸还算不上太高，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自然没法比。但在正转型到近代的社会里，一个基层低级官员的年入是社会人均收入的六到八倍，这当然已是高薪。如果拿知县出来比，一个从五品知县，一年官俸补贴总和为五百到一千两，差距自然更大。

明清社会的官员，都是依附一套赋税承包责任制分下来的，俸禄高低没有太大意义，而英华则丢开了赋税承包制，由商业体系来承载赋税，官员的身份自然跟明清不同。明清官员就像是读力核算体制下的分公司头目，而英华官员则是整体核算体制下，只有经办权的公司员工。

英华还是中央集权，官僚治政的社会，李肆虽然正推动地方分权，削弱官僚对整个社会的管控，但不可能马上就进化为现代文官社会。以这套体系稳住社会精英的核心，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手段。为此尽管将职俸分解到地方，中央财政也要增多三四百万两养官支出，这就是代价。

笼统来算，英华中央地方目前有官品之人多达二十来万，平均下来，每十万人就有二百二十名官员，对比号称“冗官”的宋代，每十万人五十一名官员的规模，已经四倍有余。但英华国入七千万，一千五百万养官，地方财政四千万，一千万养官，合计起来，不到四分之一的支出养官，对比中央财政两千万军费，一千八百万医卫及重点工程投入，只算是国家第三号财政负担。

对国家已不是生死大事，可对官员们来说，新制提升了他们两三成收入，只是为打朝鲜而废，哪怕只是推迟一年，政事堂人人都要遭百官吐唾沫。

因此汤右曾很理智地选择了放弃，他也看得出来，皇帝真是无心去搅和朝鲜，而皇帝算的帐也很清楚，国家现在也确实无力伸手。

“若是容年羹尧和满清扎根朝鲜，害处还是太多，陛下难道就别无他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