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刚才的理由着实扯蛋，雍正再找来一条，张廷玉微微动容，这倒是真的理由。

“但是……”

“够了！此事朕决意要办！再多荆棘，朕也要一路走下去！”

他还不死心，雍正冷声止住。

张廷玉无奈地叹气，但是万岁啊，你以护华夏道统为大旗，斩尽读书人风骨，却又不将曾静这个刺头砍掉，这又是在烧举起的这面大旗啊。

张廷玉都这态度了，各地督抚和朝堂大臣们更是情绪激昂，个个痛斥吕留良和曾静，同时要求斩掉曾静。如张廷玉所想那般，雍正举起的道统大旗，实质就是忠君。而曾静这样的弥天重犯，居然不凌迟分尸，再挫骨扬灰，又怎么能体现这忠君大旗的成色呢？

没多少人能理解到雍正的真正用心，却因为雍正这自相矛盾的行动而反应激烈。此时在他们心中，雍正就该是一个理想之君，生杀予夺，都该顺应他雍正的龙椅所需。

臣子们开始跳腾起来，无关之人群情激愤地上书，有关的刑部和御史台等部门，则是千方百计地阻扰雍正处置曾静的行动，等到允祥带着刑部一干判官“请杀曾静以谢天下”的折子，找到雍正时，雍正觉得，必须发动一场力度更为猛烈的诛心之战。

不止是因铁杆兄弟允祥都在反对，各地州县对他之前那一份驳斥之言的反应也都得了回馈。

让雍正意外加恼怒的是，之前他驳斥曾静吕留良言论，不得不对曾静案和吕留良著述有所涉及，这两件事传播到地方上，很多反应却都着落在吕留良的言论，而非他的驳斥上。

例如安徽总督兼理巡抚事满保就奏报说，桐城知县方临思看了邸报特寄的吕留良言论后，竟然“张口痛骂，语不成声”。他还写折子说吕留良除开华夷论之言有些“不因时”外，学问足以被尊为文宗。曾静自己人面兽心，没能读透吕子著述，竟还要拥立吕子之后为帝，这就是个缪狂之人。吕子所言，本就是道统正论，要严家处置的该是曾静，而不是吕家之后。

小小知县自然不能直达天听，他的折子被知府扣住，知府又转给了满保，满保赶紧将此人下狱，同时急报御前。

“不可让此人言论传外，你可秘秘行事，将伊暗中处置了，对外就称病亡，切记切记！”

这个方临思是官员，可跟曾静不同，雍正一声令下，方临思就此消失。在李肆那个时空，享受这个待遇的是唐孙镐，那时唐孙镐在某位县令身边当师爷，听闻此事，“狂状大发”，愤然而就一封上疏，要给吕留良讨公道，然后被雍正密谕处死。而在这个时空，唐孙镐却因早早醒悟，投了英华，已成就了一番功业。

不止是官场中人开始接触吕留良的著述，李卫在江南，以吕家谋逆案大肆杀人加搜缴书籍，事情传开，也开始翻搅起本已沉滞的人心。

江南人被杀怕了，没人再为吕家喊冤，可其他地方的文人，开始纷纷说话，认为吕家的事要一分为二。吕家之后谋反南逃，跟吕留良的著述，这是不相关的两件事，朝廷不应全盘否定吕留良。

事情有些变质了……雍正再度细细翻阅吕留良的著述，平心静气地读，终于发现，确实如读书人所说，除开华夷论外，吕留良所著，就是标准的程朱理学一脉，跟康熙朝时所倡的文治并无抵触。

这也是很自然的，吕留良的文名是怎么来的？是评点八股文来的，而他著的《四书讲义》，完全就是为科举服务，迎合朝廷取士所需。不然他怎么可能在康熙朝时没遗下文祸，反而广受江南士子乃至官场的尊崇。

原来朕的敌人，是这般腐儒……可恨你们这些腐儒，还要讲那么多门道做什么？学着张廷玉那般，以朕为君父，无所不从就好？

雍正深呼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早前他推行新政，绝大阻力也都归结到以腐儒为底的汉人之心上，这个敌人很强大。

但跟英华，跟李肆不同，他雍正一手有刀，一手有笔，屁股下还有龙椅，怎么也要解决掉……不，解决不掉，天下终须要靠汉人，靠读书人来治，但读书人，就得是张廷玉那样的读书人。

雍正定下心来，再作决定，他要天下大议，要尽诛人心！

（未完待续）